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先生近日语惊四座。一是他说“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二是断定在就医方面中国人的“价值观”有问题。前者理由是“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却要300元”。至于后者，则是“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100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
短短几句话，曾先生“最”了两次，而且让全中国都一起“最”了。不过，无论是“最不贵”，还是“最不难”，如此脱离中国现实的“最话”难免给人“何不食肉糜”的印象。
当然，曾先生所谓“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还是中肯的。但若说中国看病“最不贵”、“最不难”，并且断定抱怨者价值观有问题，就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了。
曾先生的逻辑似乎出了点小问题。事实上，这个逻辑问题在公共讨论中并不少见。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于是有人便指着这些问题断定还是“文革”年代好，那时候人们均富、平等，有着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过这些人也只是口头说说，若真让他们回去过“文革”日子，相信他们也并不乐意，因为那时所谓的平等更多是从物质到精神一无所有的平等。
问题出在哪？不难发现，那些鼓吹“文革”的人热衷于将今日社会遇到的困难和过去的“美好事物”对比，并且由此得出一个今不如昔的结论。简单说就是拿现在“最坏的东西”和过去“最好的东西”(且不论它是否真实)对比，借此让两个相去甚远的时代决一胜负。这种一票否决式的对比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真实、不严谨的。
这种一票否决式的对比同样适合曾先生的“诊金优越说”。就像一个人的鼻子说明不了他的身高，“低廉的诊金”同样不足以将我们带到曾先生的“最不时代”。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努力批评的看病贵与看病难更多在于以药养医的积弊以及医药资源在社会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公，在于许多人因病返贫、因贫致病。身处其中，我们见证了无数不幸与不公，那些源于生活的痛苦经历与直接感受，更告诉我们中国人的看病贵与看病难几乎不需要论证，只要你还有感受。卫生部前部长高强不也曾拍案而起：“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
事实上，“诊金优越说”本身也并不牢靠。一方面，所谓“国外”语焉不详，过于含混；另一方面，这里的300元，是人民币还是外币，是否考虑了汇率因素及居民收入的差异等等也没有交待。像曾先生那样有机会“走遍全世界”，而且能够处处“看病”或“看别人看病”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不过有限的经历让我至少知道欧洲许多国家的普通挂号费并没有300元(人民币)的，而且挂号费之内涵也与中国大相径庭。
至于“修人说”，且不说中国还没有多少人能动辄花几千元去“修车”，许多人还没有车。人人为生活打拼，每每量入为出，你可以说一个人花光所有钱财为亲人治病是对生命的尊重，但你不能说他冤枉钱花得越多便对医疗技术和生命越尊重。
以“宁愿”贵修车也不贵“修人”指责修车者价值观有问题，曾先生言外之意似乎是“修车贵得，‘修人’怎贵不得”？然而，即便修车者不得不贵修车，这也并不是贵“修人”的理由。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为小尼姑“和尚摸得”却不让阿Q摸，便说小尼姑价值观有问题。
如果说怀念“文革”者吹嘘“文革”的好处是和当今社会“比好”，那么以贵“修车”为贵“修人”让路则或多或少有“比坏”的意味。然而，有希望的社会如同有希望的人生，应该不遗余力地谋求众人福祉的增量，努力向好看齐而不是向坏看齐，正如你坏不能成为我坏的理由。更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合理消费的权利与偏好，社会亦有内在的法度，任何医院不能因为你曾经花了一万元买书，便认为你理应花一万元治感冒。
